24小时咨询热线

139-8061-6860

您现在的位置是:成都企业顾问网>经典案例 > 公司法案例 > 正文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角度分析“王海打假”案

来源:成都企业顾问网   作者:未知  时间:2017-05-15

“王海”身份十年未定,知假买假者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王海们”的主体性质为什么会产生争议?而“王海们”的行为的认定对消费者保护制度又有什么影响?这些思考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蒸蒸日上,2011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市场中的假冒伪劣商品也越来越多,当年震惊全球的“三鹿奶粉”事件,从“瘦肉精”、“地沟油”到“工业盐”、“毒豆芽”,假冒伪劣商品已经充斥了我们的生活,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侵犯了我们的合法权益。近年来,许多信誉较好、知名度较高的品牌也被曝光出现安全事故,其波及范围之广、严重程度之深都令人惊叹。众所周知,我国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第 49条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具体规定——“双倍赔偿”条款。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正是针对假冒伪劣商品而设置,其初的赔偿倍数也已经被提高。新《消法》第55条将增加赔偿的倍数提升为3倍,“退一赔三”,并且设置了500元的赔偿额。自新《消法》出台以后,假冒伪劣商品出现的现象并未减少,甚至在关系到人们生活质量的食品安全方面尤为猖獗,虽说这与我国处于经济发展速度快、进入转型时期等因素有关,但是也体现出了我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惩戒力度不够。部分消费者根据惩罚性赔偿条款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也出现了一批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人。

1995年以来,王海在北京各大商场购买假货,然后依消法索赔,在北京10家上次获赔近8000元。“王海现象”由此产生。“职业打假”刚出道时一帆风顺,但很快就出现了质疑声。1998年9月,天津一中院认为王海的行为不是“生活需要”,驳回了其赔偿请求,法律的大门对职业打假人关闭。2012年5月,孙银山在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宁店购买“玉兔牌”香肠15包,其中价值558.6元的14包香肠已过保质期,孙银山购买时明知已过期的事实,因协商未果,孙银山诉至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法院,要求超市支付售价十倍的赔偿,法院终支持了其诉讼请求。该案后被人民法院收录为2014年1月26日发布的第六批第23号指导性案例。

所谓“知假买假”,是指买方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瑕疵仍然购买或接受的行为。不过单纯的知假买假没有争议,关键在于知假买假后的索赔行为,因此本文将“知假买假”扩大解释为“买方明知商品假冒伪劣,仍然购买并依据消法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向卖方索要惩罚性赔偿的行为”。

那么,“王海们”的主体性质为什么会产生争议呢?

笔者认为,上述案例主要体现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法律思维之争,即民商法思维和经济法思维之争。民商法中的欺诈需以受欺诈方陷于错误认识而为意思表示为要件,即民商法中的欺诈必须以欺诈方和受欺诈方两者共同的因素所致。而知假买假者“知假”在先,“买假”在后,显然不是基于错误认识所致,即知假买假者并没有受骗,其“买假”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那么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达成的买卖协议自然是有法律效力的,买假者再反悔要求惩罚性赔偿就显得没道理。不仅不能获得赔偿,按照民商法这种“欺诈”理论,知假买假者要求退货都不应支持。

按照部门法的分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本质上应属于经济法,而不是民商法,该法的基本目的是保护整体消费者的利益,进而维护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也就是《消法》立足社会整体利益本位,而非个体利益本位。赞同知假买假者应获惩罚性赔偿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确立这样的司法尺度,有利于调动民众参与打假的热情,弥补公权打假的效率不足,增加知假售假者的违法成本。因为经济法思维是“往后看”,关注的是法律实施后对将来各主体行为的影响,乃至对社会整体成本收益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至于是否符合固有的民商法规则,只要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不与法律条文的基本文义相抵触,那就不必拘泥于民商法逻辑,而可以选取有利于社会整体效益优化的解释方法,即运用经济法思维,以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为导向,在“知假买假”问题上得出与民商法思维不同的结论。

“王海们”的行为的认定对消费者保护制度有什么影响?

《消法》第2条是一条原则性条款,第 2 条中的“消费者”与第1条“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中的“消费者”的指向是一样的,并不是指单个的具体的消费者,而是指抽象的社会整体消费者(即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社会群体),这也符合《消法》作为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属性。按照这一前提,对《消法》以后各条文出现的“消费者”的理解适用,都应以是否损害了社会整体消费者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消费者权益的维护为标准来给予正确合理的解释。而知假买假行为是以“售假”行为在先的,商家之前的“售假”行为已经对不特定的社会整体消费者利益造成了损害并在继续损害着,只不过这种损害被泛化了,其中被特定化具体化的损害只占少数(少数购买者会投诉、起诉)。而旧《消法》第49条和现《消法》第55条中的“消费者”是指具体的消费者,即购到假货的人,对于具体的购假者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对他个人的保护有利于社会整体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有利于防止社会整体消费者利益继续受损,那么就应当把这些具体的购假者视为“消费者”并适用《消法》。承认“知假买假”者是消费者,体现了我国在法治进程中越来越重视公民的个人权利。在一个法治社会,公民依法占有、支配和使用自己的合法财产,这是权利和自由的表现。换言之,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财产来源合法,同时也没有将合法财产投入非法使用途径,那么当然可按照其个人意愿自由地使用它们,包括国家机构在内的任何机构,以及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力审查其花钱动机。如果认为“知假买假”者不属于消费者,把其从消费者范围中剔除之论者,正是变相地审视了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花钱的主观意愿。

从立法的角度看,应当完善《消法》的规定,将知假买假索赔直接规定在该法之中,使这种对造假活动的监督行为合法化将知假买假索赔作为一种对假货的有效监督方式,在《消法》中予以确认,不仅体现了实现该法价值、功能的要求,而且适应了中国目前的国情,符合世界范围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发展的趋势。

 

 

 

分享到: